為了保護醫療人權與自主權，醫療法規定：醫療機構實施手術、侵入性檢查或治療之前，除了危急狀況之外，必需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及危險，並經由他們同意，在手術同意書及麻醉同意書上簽名，才能實行。(醫療法第63、64條)
原先國家設定同意書的用意，基於「告知後同意」法則，是為了促進醫病之間的溝通及保障病人的自主權，而非強制介入醫病關係的措施。因此，內容僅以概略性的內容表達，而非明確的文字。
隨著時代與民眾要求的演變，現在開始有聲音希望同意書的內容能更加詳細，以保護相對處於資訊弱勢的民眾。這無可厚非，必竟口說無憑，不論一開始醫病關係之間再如何和諧，也有可能遇到最壞的情形。不過，我們還是要認知到，單憑同意書的完整並無法減少糾紛或改善關係，只能說是一種「法律上或訴訟上」的保障。
在實際的醫病關係中，同意書只能作為輔助，最重要的還是要創造一個對醫病關係友善的環境與制度，包含硬體與軟體。即使同意書編寫和保險公司的合約書一樣「內容豐富」，真的仔細看過的人又有幾人？有多少人去把裡面的數學公式給弄懂的呢？寫的太詳細，只是讓人看不懂或不想看罷了，反而成為保護原來「資訊優勢」的人。而就筆者的經驗，即使是「內容簡略」的同意書，許多民眾也並未仔細看過。
即使是醫師很願意解釋，要說明要到什麼程度，仍是一種藝術，往往是依照雙方價值觀與當時的溝通情境決定。有些民眾或家屬想要知道很詳細，甚至拿網路上的醫學論文，和你討論或「辯論」；而有的病人或家屬反而會責怪為何要說的如此詳細來嚇唬病人，而使他們不敢接受治療。而很多時候，醫療行為是沒有「鑑賞期」或「退貨」的，甚至有「急迫性」。有些病人或家屬無法或無力思辨，甚至是交由醫生幫他們做決定。
正視「醫生也有人性，不論善或惡」是很重要的。就因為不信任人是完美的，我們必需更人性化地去設計醫療環境中的制度，去誘導醫生往善的方面，使其「不願做壞、不能做壞、不敢做壞」，並且去促進醫病關係之間的和諧。
資訊不對稱，可以逐漸應用資訊科技去克服；醫療的不確定性，可以應用醫學科技發展、流程改善、標準化、自動化、風險控管等等技術去改善；醫病關係疏離，可以藉由專科分工與整合、文化塑造、建立鼓勵溝通的制度與平台。人們已發展了許多有效的工具與能力，只是尚未能有有效且普遍地使用在醫療產業中。
醫病關係，與一般商業行為不同在於，不論再怎麼商業化的醫療行為，總存在著「人性」與「生命」的考量。一方面，我們要保護弱勢的病人，使他們能受到應有的照顧；另一方面也要保護好的醫師，能夠發揮他們的善心與能力。醫師與病人在某個程度上是彼此依存的：病人希望有好的醫師照顧；醫師也希望有病人的正面回饋。
除非有天醫療產業真的發展到了，就如同去便利商店買東西一樣的單純商業行為，也許你會看到同意書上，如同基金說明書上寫著「本基金公司與基金經理人過去之績效，不保證未來之最低投資收資收益，也不負責各基金盈虧。」，也冷冰冰地寫著：本醫院與醫生過去之治癒率，不保證未來之治癒率，也不負責各處置風險。否則醫病之間的相互對抗，只有雙輸，而無實益。
不論制度或法律要如何修訂，我們必需記得我們的目標，是為了讓彼此健康地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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