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和美國是差在"完全沒做"和"做的不夠"的差別。
近期一篇"醫療暴力有感-比較美國和台灣急診護理師的執業尊嚴與安全感!"描敘了作者親身經歷了在美國的主管如何處理醫療暴力的故事。然而就在台灣醫療人員羨慕他國的積極處理時,對當地環境來說,這樣仍是遠遠不夠了。
2014年的一個研究"Incidence and Cost of Nurse Workplace Violence Perpetrated by Hospital Patients or Patient Visitors"顯示,約80%美國護士報告在過去一年中在工作被攻擊,約一半的攻擊事件來自於喝醉或吸毒的病人或家屬,很多攻擊是來自於單純的挫折。而在另一個2011年的ENA研究的顯示,約一半的護士表示在他們遭受攻擊後,醫院沒有任何動作;而另外20%的案例,攻擊者有被警告。但仍有10%的護士說,他們被責怪引起這些事件。
在一項訪談研究“Nothing Changes, Nobody Cares” (沒有任何事改變,沒人在乎)中,46位急診護士說,他們的主管很同情,但醫院管理者相當被動。這樣的被動處理也使得醫療人員很少報告暴力事件。在另一項研究"Factors associated with nurses’ reporting of patients’ aggressive behavior: A cross-sectional survey",超過一半的針對護士的身體暴力,和八成的言語暴力沒有被提出。
此外,依美國護士協會(American Nurse Association)的調查 (見下圖),美國各州也尚未全部要求醫院管理者提供預防暴力計畫或有法條處罰對醫療人員施暴的人,而聯邦政府更是沒有什麼法律措施。
資料來源:American Nurses, Associ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Credit: Jen Christiansen (橘色為有法條處罰對醫療人員施暴者;黃色為要求醫院管理者提供預防暴力計畫;灰色,兩者皆無) |
2015年初,一位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知名心臟外科醫師Michael Davidson,在一位病人去世後,被她兒子槍殺,而病人兒子隨後自殺 (Man who shot cardiac surgeon in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 identified)。連知名期刊新英格蘭雜誌(NEJM)刊登文章討論醫療暴力"Being like Mike — Fear, Trust, and the Tragic Death of Michael Davidson":雖然文中強調美國對醫師攻擊和一些國家,如中國,仍是相當少,但一項研究"Hospital-Based Shoot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0 to 2011",指出2000到2011年間,美國約有154件醫院槍擊事件,約3%針對醫師,5%針對護士,而發生地位多為急診。文中也強調,依勞工局資查,醫院槍殺案發生率,和律師事務所差不多,比飯店、房地產辦公室,政府部門少,因此大家不同過度反應。但由此也可以知道,美國醫療人員面對的暴力強度和性質是和台灣不同,也可以想見前幾段描述的措施有麼不足。
以上資料,我們可以知道美國對醫療暴力所做的是遠遠不夠。可悲的是,台灣的醫療人員竟然還要羨慕一個"做的不夠"的地方,代表我們是幾乎根本沒做。而另一個角度是,當我們在比較他國做法時,除了看一個點,看一個事件外,也別忘了從整體環境背景和整體數據了解,一方面才能了解全貌,一方面才能針對我們自己當地的時空及文化景背做出適當的處理。而我們也應開始收集台灣自己的相關資料與分析,才能更有效的與公部門與私部門的管理者,以及民間質疑者來對談並做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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